有的地方还会在原有文书中添加不必要的新内容,例如郑州市机关要求速裁

简介: 有的地方还会在原有文书中添加不必要的新内容,例如郑州市机关要求速裁程序的起诉书增加以下内容:(1)叙写告知被告人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及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认罪认罚“程序从简”的路径 作者:李勇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市建邺区人民院副长 来源:国家官学院学报微信公号原文《国家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微信发布时有删节,省略注释,引用请参照原文 导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实体从宽、程序从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初衷和“初心”是繁简分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让简案快办,以更好地让不认罪的普通、重大疑难真正实现庭审实质化。

只有让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一定程度的庭审形式化,程序简化;才能让重大疑难、普通庭审实质化,提高证人出庭、全面细致质证。

如今认罪认罚入法典一周年,适用率已经达到90%左右的背景下,繁简分流,让认罪认罚真正简化,在不认罪的通过证人出庭等真正实现庭审实质化,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让司法人员有“减负”的获得感,是这个改革“后半篇”的重中之重!

摘 要“程序从简”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程序上的基本特征,但实践中“简易不简”“速裁不速”的难题始终难以解决。

实践中,有的地方机关适用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的简易程序比普通程序还要繁琐,承办官适用积极性受到影响。

“简易不简”“速裁不速”的原因在于简化仅局限于庭审环节、证据标准机械僵化、内部审批程序过多、文书重复繁琐。

按照经济原则和比例原则,建构分类递进简化模式是程序从简的有效路径,在普通程序简化审——简易程序——速裁程序递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分类简化。

跳出简化庭审的单一模式,实现从到起诉、再到审判的全流程简化;在区分证明标准与证据标准(证据规则)的基础上,探索类案证据标准(规则)的差异化;淡化行政审批促进决策的“扁平化”,对各种文书进行“并减”。

图片一、问题的提出图片2018年10月26日修改后的《刑事法》,正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写入总则,并在原有简易程序基础之上,增设了速裁程序,形成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多元化格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程序上的基本特征就是从简、从快,立法的直接目的是解决案多人少的,推进繁简分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1996年《刑事法》规定的简易程序限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人民院可以不派员出庭,但法官仍要开庭审理。

于是,实践的目光转向了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认罪的普通程序,逐步探索出“普通程序简化审”,其简化主要体现为省略庭审讯问和综合示证,但仍然没有走出“简易不简”的怪圈。

2012年《刑事法》修改时,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将简易程序扩大到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这样的简化思路是以法官、官加班加点为代价的,也是以暂缓办理其他普通程序为代价的,其简化效果犹如昙花一现。

正因为以往繁简分流的效果并不理想,才有了后来的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

从试点开始到2018年10月,全国18个试点地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数占刑事总数的50%左右,试点效果良好。

以试点地区南京为例,2018年10月26日至2019年4月30日,基层管辖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审3356件,占总数(4751件)的70.64%,其中速裁程序2183件、简易程序1115件、普通程序简化审58件,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5.9%、23.5%、1.2%。

笔者通过裁判文书网统计,2018年10月26日至2019年4月30日,全国基层法院(含18个试点城市)管辖的一审刑事共计344967件,其中适用速裁程序的只有31526件,占比仅为9.1%;适用认罪认罚的简易程序18484件,占比仅为5.4%。

一般来说,实践中认罪认罚的至少在70%以上,这说明非试点地区大量原本符合认罪认罚从宽适用条件的,并没有适用相应的程序。

笔者经调研发现,非试点地区适用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减少工作量,反而增加工作量,办案人员适用的积极性不高;不知如何简化,从而导致“简易不简”“速裁不速”。

在修改后的《刑事法》实施将近一年之际,解决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两极分化的现象,探索认罪认罚简化路径是当下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地生根的急迫任务。

二、“简易不简”“速裁不速”的成因图片只有找到“简易不简”“速裁不速”的真正原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笔者研究发现,主要原因包括以下方面:(一)简化局限于庭审环节从1996年《刑事法》到2012年《刑事法》,再到2018年《刑事法》,无论是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还是速裁程序,所有简化要点都集中在庭审环节,对于审前的起诉、逮捕、阶段均没有顾及。

主要简化要点如下表: 图片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所谓的程序简化就是在减少合议庭成员数量、压缩办案时间、简化法庭和辩论,即压缩庭审。

但压缩庭审的简化模式,效果极其有限,即便把庭审压缩到10分钟以内,法官庭前阅卷、制作文书等工作并没有减少,加之办案期限缩短,法官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相同的工作量,特别是速裁程序还要求当庭宣判,法官必须庭前加班写好书。

主流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应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认罪认罚的证明标准不能降低,那么是否意味着无论是速裁程序、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在个案中,证据的具体要求也是无差别的呢?

果真如此,必然导致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办案压力甚至大于普通程序。

因为庭审时间压缩了,省略了证据程序,而这些的证明标准、证据标准与普通程序又没有差别,迫使法官必须在庭前花大量的时间阅卷。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得出结论:在错案追究制的压力下,要求法官更加认真对待每一件简易程序,庭外的阅卷工作反而有所增加,就导致法官适用简易程序的积极性不高。

官也一样,在质量、证据标准的高要求压力之下,起诉期限又被缩短,出庭节省出来的短短几分钟根本不足以弥补庭前起诉中所付出的精力。

久而久之,“简易不简”“速裁不速”的现象就产生了。

在环节,、拘留、报请逮捕、取保候审、移送起诉等都需要经过从基层到县(区)(分)局的层层审批;在县(区)(分)局内部,还要经过刑侦、预审和法制等部门的层层审批。

这一整套的审批流程不会因为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而有所减少,甚至还会增加新的审批程序。

例如,在适用速裁程序时,有的地方需要由办案提出以速裁程序移送起诉的建议,所长或副所长审核,县(区)(分)局法制部门同意。

在环节,尽管员额制改革之后,多数的起诉决定权下放给员额官,但有些地方决定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变更程序,需要经过副长审批,原本以简化为主旨的程序,反而增加了一道审批程序。

这些行政属性强烈的审批程序游离于《刑事法》之外,严重抵消了程序简化的效果。

我国司法机关的内部文书、法律文书之多,耗费司法资源之大,影响效率之深,是学者们所想象不到的,仅机关刑事办案文书就有100余种。

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过程中,很多地方创制出一些新文书,尽管这些文书在法律上并非必要,如“速裁程序审批表”“速裁程序呈批表”“速裁程序登记表”等。

有的地方还会在原有文书中添加不必要的新内容,例如郑州市机关要求速裁程序的起诉书增加以下内容:(1)叙写告知被告人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及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意见的情况;注明被告人同意适用何种程序;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情况;有被害人的还应写明和解或赔偿等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2)在起诉书列举证据名称和种类的基础上,增加写明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有无异议和自愿认罪认罚的情况。

公、检、法办案过程中都有大量的内部工作文书,这些内部工作文书在办结后会形成一本厚厚的“内卷”。

公、检、法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都有大量对外的法律文书,这些文书之间相互叠加、交叉重合现象严重。

再比如,机关报告的主体内容是证据的摘录和分析,其主要功能就是阅卷,但是一些地方要求在报告之外还要重复制作阅卷笔录。

办案人员大量的精力耗费在重复填写、制作这些文书上,不仅降低效率,更影响办案人员的积极性。

前者是程序简化的正当性根据问题,后者是简化路径问题。

只有解决程序简化的正当性根据问题,才能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简化路径。

(一)认罪认罚程序简化的正当性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直接目的是解决案多人少的,提高司法效率,实现经济之目的。

经济是程序简化正当性的重要根据,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仅以经济为价值目标,还不足以奠定认罪认罚程序简化的正当性基础,就像美国的辩诉交易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对拥挤的法庭环境的反应”,而与刑事司法的结构和社会变化有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程序简化的正当性根据,除了提高司法效率,实现经济目的之外,还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程序正当性根据。

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一个精髓”“两大支柱”,一个精髓就是庭审的实质化,两大支柱分别是证据裁判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

庭审实质化是审判中心主义的精髓所在,即发挥庭审在定罪量刑、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中的决定性作用,改变过去“审者不定、定者不审”“庭前沟通庭后汇报”“庭审走过场”的现象。

直接言词原则包括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审理原则,前者要求对作出决定的法官必须亲自参与庭审,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者要求言词证据的人原则上应出庭接受询问。

无论采取何种法律制度,司法资源都是有限的,“若是采行不分轻重的齐头式平等来分配有限的资源,司法机关恐怕因而瘫痪”。

在美国,90%以上的刑事通过辩诉交易结案,不经过陪审团审理,实行量刑听证程序,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在这里成为例外。

所有“平均用力”,会导致简单轻微的刑事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真正重大疑难的因司法资源供给不足而流于形式,反而不利于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

比例原则作为宪法性原则和公法中“帝王条款”,由适当性、必要性与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组成,三者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比例原则在认罪认罚程序简化中的体现,就是程序简化能否通过比例原则的基准,是否能够促进繁简分流立法目的的实现,简化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最小化,国家籍由程序简化所获得效率利益,必须高于因此对人民所造成的不利益(尤其是被告人因该程序简化所受到权利限制以及所受有罪结果的不利益)。

传统犯罪治理模式是国家垄断的刑罚权与犯罪行为的二元对立模式,但是这种传统模式进入现代以来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辩诉交易、刑事和解、认罪协商、合规计划等新的司法理念不断涌现,代表了犯罪治理“合作模式”新的风向标。

”辩诉交易成为英美法系刑事处理的主要方式,其程序简化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不需要经过正式的陪审团审理,快速处理此类。

这里的自治、妥协,实际上就是被告人与国家的合作,是犯罪治理的合作模式。

大陆法系认罪协商程序的基本特征就是被告人与官合作,对程序简化,并给予被告人从宽处罚,是一种犯罪治理的合作模式。

德国的认罪协商程序通过引入协商因素,使刑事从达马斯卡所称的“阶层模式”转化为“协作模式”,这一新兴的观念被应用到司法实践当中,在欧洲大陆其他几个国家也在发生,如意大利、西班牙等。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具度设计上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也有别于大陆法系的认罪协商,但是在理念上同属于合作模式的范畴,可以说,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犯罪治理模式从对抗走向合作这一发展趋势中的一环。

如前所述,比例原则要求程序简化要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所追求的目的,对被告人或其他参与利的限制尽量最小化,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要符合狭义比例原则,即不高于被告人因适用相应的程序所导致的不利益。

按照比例原则,重大复杂程度不同、刑罚轻重不同,其对应的程序简化力度也是不同的,从而建构出分类递进简化的模式。

因普通程序简化审、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合,同时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较大,需要进一步细化分类,形成分类递进简化的模式(如图二所示)。

通过这样的层级化,实现“有限的司法资源得以有效分配至轻重不同的,以便达到经济的目的”。

图片首先,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分类。

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具体类型包括以下情形:(1)可能判处和无期徒刑的,由于这类的案情重大,其程序简化力度是最小的。

根据法律规定,这些不符合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的条件,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应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并依法给予从宽处遇。

这类中还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除特殊规定外,其程序简化可适度参照简易程序。

其中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原本是符合简易程序或者速裁程序的条件,但由于辩护人做无罪辩护而导致无法适用简易程序或者速裁程序。

但对于辩护人没有异议的部分,程序上可以适度简化,并依法给予被告人从宽处罚。

(4)共同犯罪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认罚或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应适用普通程序。

但对于其中部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程序可以适度简化,并给予适当从宽处遇。

(5)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不适用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但是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程序可以适度简化,并可以给予被告人从宽处罚。

其次,简易程序可以分为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和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根据比例原则,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相比,其程序简化力度是不同的。

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存在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竞合的问题,即同时符合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条件,这时速裁程序相对于简易程序而言属于特殊法条,根据法条竞合的一般原理,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优先适用速裁程序。

符合简易程序的条件却不符合速裁程序的条件有以下情形:(1)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被告人,根据《刑事法》第223条的规定,不适用速裁程序,但是却可能符合简易程序的条件;(2)被害人与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笔者认为是指被害方有权并提出附带民事的情形,而不包括被害人无权或放弃附带民事权利的情形),根据《刑事法》第223条的规定,不适用速裁程序,但是却可能符合简易程序的条件;(3)被告人不愿意选择速裁程序而自愿选择简易程序的。

上述三种情形,是因特殊原因导致不能适用速裁程序而适用简易程序,所以其程序简化程度除特殊规定外(如签署具结书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合适成年人应当在场,盲聋哑的被告人需要翻译在场等),可以参照速裁程序进行简化。

最后,速裁程序可以分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上3年以下的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下(含可能判处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除处罚,下同)的。

这是因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下的认罪认罚是国际上速审的重点,也是探索24小时、48小时审判甚至书面审的重点。

笔者曾反对将速裁程序扩大到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以避免与简易程序混同,甚至抵消其简化的效果。

既然立法上已经扩大到可能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那么以1年有期徒刑为界对速裁程序进行分类,能最大限度防止抵消简化效果的现象。

这种分类在法律上也是有依据的,《刑事法》第225条也是以1年有期徒刑为界对速裁程序审理期限进行划分的,即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的速裁程序,人民法院应当在10日内审结;对于可能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审理期限可以延长至15日。

如果说速裁程序还有进一步简化的空间,那么重点就应该放在可能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上,这类犯罪的不法内涵及刑罚处罚具有“双重轻微性”,按照比例原则,可以实行24小时审判、48小时审判,甚至书面审。

在分类递进简化的模式下,要走出“简易不简”“速裁不速”的怪圈,还必须跳出一味压缩庭审时间的狭隘视野,在区分证明标准与证据标准的基础上实行差异化的证据标准(证据规则),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程序,删减合并各类文书。

南京是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18个试点地区之一,笔者亲自参与了整个试点过程,并参与起草了相关细则,简化效果明显,可以说找到了走出“简易不简”“速裁不速”怪圈的路径。

从法院审理角度看,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在15日以内结案的占比达91.66%。

如德国一些符合简易程序的,犯罪人在夜间被逮捕,于次日就直接在局进行,就是在警检一体的基础上,实行诉、审程序的合并。

全流程简化是针对我国刑事分段流水作业的特点,力图推进、逮捕、起诉、审判程序之间的合并与资源整合。

要走出“简易不简”“速裁不速”的怪圈,首先就要跳出庭审简化的单一视角,实现从到起诉,再到审判的全流程简化。

相较于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庭审程序,我国的法庭审理程序本就十分简易,根本没有进一步简化的空间。

要实现程序简化的效果,必须将目光向庭前转移。

“一步到庭”办案模式是针对可能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速裁程序的,机关终结后2日内移送机关,机关在受理后当日或次日提起,法院受理后当日或次日宣判,整个流程在6日内完成。

针对羁押和非羁押两种类型的,分为“直诉”与“取保到底”两种模式。

“直诉”即对符合速裁程序的,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终结后,不经过报请逮捕程序,直接移送机关起诉,机关快速后向法院提起,法院快速做出,必要时院和法院可以变更强制措施。

“取保到底”模式是机关对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机关和法院受理后无需重新办理取保候审。

一直以来,对于机关已经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院、法院均需重新办理取保候审(实践中简称“换保”),重复劳动,浪费司法资源,严重影响司法效率。

其二,重新取保候审违反《刑事法》的立法目的,也侵害被告人的权利,《刑事法》规定取保候审的期限为1年,如果由公、检、法三机关轮流“换保”将会导致取保候审期限最长达3年,严重侵害被告人的权利。

“一步到庭”模式的出发点就是缩短侦、诉、审三个环节之间的距离,节省三个环节之间的衔接成本,实现、逮捕、起诉、审判程序之间某种程度上的“合并”。

陈瑞华教授认为,“直诉”模式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第一次突破了我国“流水作业”式的构造,带来了、起诉与审判程序的合并和重叠。

所谓“集中办理”就是针对速裁程序和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简易程序,实行集中移送、集中讯问、集中起诉、集中开庭,即同种类的数个集中“打包”移送、告知、起诉、开庭,通过集约化的方式,避免重复劳动,加快节奏,节省资源。

“人值班制度”是指机关针对集中开庭的一批只指派一名人集中出庭,即使其中某些不是这名人在起诉阶段办理的,也由该人代为出庭,从而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效率。

其一,法理依据在于大陆法系的一体化原则,官的职权具有可转移性(职权转移原则),对进行的官的职权,在出庭阶段可以被转移给其他官。

其三,实践依据在于速裁程序庭审几乎省略了全部中间程序,庭审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正如有观点提出速裁就是要庭审形式化,只有简单的形式化,才能让不认罪的庭审实质化。

人原则上只需要摘要宣读起诉书和量刑建议,因此即使在庭前没有过该的官,其出庭支持也并无困难。

为进一步推进全流程简化,针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下的速裁程序,可以尝试在机关执法办案中心设置速裁法庭,院和法院定点派驻人员“现场办公”,快速办理。

如前所述,认罪认罚的证明标准存在争议。

“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不降低,并不意味着这个法定证明标准在具体中的应用是“铁板一块”的。

最高人民院陈国庆副长也认为,在坚持“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司法实践中,有些犯罪手段隐蔽,或者因客观条件所限,证据的提取、固定存在困难,证据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对这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使得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基本证据完备,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则可以按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

“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是法定的,不因个案不同而降低,但是证据标准因个案不同而有所差异。

证明标准(the standard of proof)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证据标准(the standard of evidence)是证明标准在具体中运用所形成的证据规则(也可称之为证据规则),二者密切相关,但并非等同。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尺度、证明程度,就是证据对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无论是我国的“确实、充分”,还是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抑或大陆法系的“内心确实”,都难以摆脱抽象而难以定义的命运。

证据标准是具体应用和评价证据的问题,因个案而不同,也就是具体到个案,为了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需要哪些证据、需要什么样证据的问题。

实践中不同的证据标准差异化是客观存在的,例如一般的盗窃,定案核心证据只有两类: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二是被害人陈述,二者相互印证即可定案。

同样,实践中大量认罪认罚的容留他人吸毒,并没有现场查获,其核心证据也只有两类:一是犯罪嫌疑人供述;二是被容留吸毒者的证言,二者相互印证就可定案。

尽管我们将这样的证据也称之为“确实、充分”,但是与其他重刑、普查程序相比,其具体内容已然发生重大变化。

要想真正发挥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在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中的功能,证据标准的差异化将是必然趋势。

从国际上看,德国的处罚(刑)令程序“并不要求法官就被告之罪责达确信的程度,而只要求有足够的犯罪嫌疑”。

在美国,尽管“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宪法性的规定,具有不可分割性,但是辩诉交易模式以被告人自认其罪为基础,交易可以涉及争议的所有领域,为寻找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以达成协议,形成了偏离“合理怀疑”的默认规则,使“新版本”的证据标准成为可能。

当然,如何构建差异化的证据标准(证据规则)是个系统工程,既离不开理论指导,也离不开实证支撑。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院制定的《速裁程序“一步到庭”办案模式证据标准差异化指引》(以下简称《指引》),针对适用速裁程序的盗窃罪和危险驾驶罪的现行犯,探索出类案差异化的证据指引,就是这种证据标准差异化的有益尝试。

例如,适用速裁程序的危险驾驶罪现行犯,在一般证据具备的前提下,重点血液酒精检测报告;在明显属于公共交通道路的情形,无需收集证明道路状况的证据;在车辆属于汽车且未造成重大事故的情况下无需对车辆进行技术检验;可以不调取同桌吃饭饮酒的证人证言等。

对于适用速裁程序的盗窃罪现行犯,在具备一般证据的前提下,重点涉案财物的价值鉴定及其数额;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没有目击证人及监控录像的,不影响事实认定;没有提取作案工具的不影响事实认定;现场查获盗窃电动车等财物的,即使没有找到被害人,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情况下,也可以认定。

可见,构建盗窃、危险驾驶、容留吸毒及非法持有等类案差异化证据规则并不困难,而这些类型占据基层刑事总数的60%左右。

只有通过证据标准差异化来推动这60%左右的简化分流,才能让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在重大疑难复杂上。

文书简化作为程序简化的重要内容,一直为学界所忽视。

避免重复、避免浪费是经济的基本要求,简化文书制作是经济原则和程序简化的应有之意。

在员额制改革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处理的决定权越来越多地下放给员额法官和员额官。

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处理的决定权,应由员额法官和员额官行使,无需报上级审批。

程序的设计,由后一个程序制约前一个程序,这种程序性权力的下放并不会影响质量。

另外,在的实体处理决定上,应当尽量减少内部审批程序,的起诉、应当由员额官、员额法官自行决定。

取消行政化的审批程序,自然就取消了所谓的“速裁程序审批表”“速裁程序决定书”“呈批表”等行政色彩浓厚的文书。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一单式告知书”,南京市建邺区人民院将委托辩护利告知书、期限告知书、认罪认罚权利义务告知书、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法律文书进行合并,实行“一单式告知”,减少了官制作文书的负担,因告知内容只是合并,故被告人的权利并没有减少,符合比例原则。

一直以来,报告(意见书)、审理报告承载着汇报审批功能,在员额制改革和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双重背景之下,这种文书的审批功能已经退化,不应再做格式上的要求,可进行填充式“表格化”改造,一些简单的可取消报告。

例如,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轻微刑事中,可直接取消报告。

起诉书说理是个伪命题,起诉书与书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在于启动和限制审判范围、辩护防御指引;后者在于合理判定、阐释道理。

因此,起诉书的简化是世界通例。

南京市建邺区院在认罪认罚试点过程中,对于速裁程序起诉书,省略了过程和证据列举两大部分。

过程和证据列举对于承办官来说费时费力,因为每一名承办官同时办理多个刑事,不可能记住每个过程的准确日期,在叙写时需要逐一查阅相关文书。

事实上,每一个过程都有相应的文书记载,在起诉书中叙写并无必要。

南京市建邺区在试点过程中,速裁程序的书与起诉书大致相同,省略了说理部分。

对于适用速裁程序的简单,书说理并无必要。

因此,建立相配套的制度保障这种自愿性和真实性是程序正义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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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还会在原有文书中添加不必要的新内容,例如郑州市机关要求速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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