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些皇帝大都是权力欲很强的

简介: 同时,这些皇帝大都是权力欲很强的,他们虽然执迷于特殊的玩乐,但都不但不放弃权力,而且还竭力想强化皇权,于是,他们便利用他们所宠信的宦官来替其掌控权力,而宦官代理

明朝太监干政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明朝初创时期,太监的权力不大,并被严格限制干政,而从永乐朝开始,部分宦官开始拥有一定的权力;从明宣宗时期开始,司礼监地位得到提高,太监开始尝试着干政;到了英宗时期,太监开始掌权,司礼监的权力成了能与内阁抗衡的内廷机构;明中叶以后,好几位皇帝长时间居于后宫,或荒嬉享乐,或炼丹吃药,怠政严重,宦官乘机掌控朝中权力,而皇帝也靠宦官来掌控朝局,制约朝中大臣,因而,宦官的权力便越来越大。

而且,明朝的好几位皇帝都是很怪异的,对特殊玩乐活动的兴趣和爱好胜过对处理朝政的重视,比如,明宣宗朱瞻基爱好斗蛐蛐;明宪宗朱见深迷于炼丹方术,好女色,喜猛兽等;明武宗朱厚照酷爱玩乐,喜欢奇珍异兽;明世宗朱厚璁也很爱好炼丹方术,着迷于仙道修养;明穆宗朱载垕贪爱女色,好食,最后死于女色;明神宗朱翊钧特喜欢敛财聚宝,是一个大财迷;明光宗朱常洛喜好吃药、炼药,并纵欲无度;明熹宗朱由校酷爱木工活,对他来说,干木匠活比当皇帝更过瘾,等等。

同时,这些皇帝大都是权力欲很强的,他们虽然执迷于特殊的玩乐,但都不但不放弃权力,而且还竭力想强化皇权,于是,他们便利用他们所宠信的宦官来替其掌控权力,而宦官代理皇帝掌权,比如,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等,让司礼监掌印太监代掌东厂等特务机构,对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的监督和制约等,这自然让太监能有机会掌握很大的权力,明朝的宦官们便是利用皇帝懒政、怠政的特点,乘机大肆揽权擅政。

明朝宦官擅权干政的现象很值得重视,太监干政是明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太监权力过大,特别是掌控着有特殊权力的特务机构,这对于行政机体的侵扰是非常严重的,影响管理的正常运转,使管理出现畸形的发展,专权、、现象严重,太监干政的历史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明朝的败亡对后世该视为是长鸣的警钟。

明朝太监第一,明朝宦官对权力掌控的现象有一个发展过程,是在明朝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而并非一开始就有,明初,宦官的地位不高,权力不大,而且,被严格限制干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整顿宦官机构,司礼监的职权被相应调整,改变为负责掌管婚丧祭礼仪、赏赐笔墨书画、督导光禄司皇宫筵宴等事务,此时的司礼监仍排列在内监之后,不过,由于司礼监新增了掌御前勘合、内使出门马牌等机要工作,这使得司礼监的地位有所提高。

明初,朱元璋吸取了历朝历代宫中的管理经验,在司礼监初建立之时,便非常重视防范宦官干政。

内廷包括司礼监,在朱元璋掌权时是被抑制的,宦官不允许揽权,宦官对政局并没有能产生大的影响。

朱元璋画像第二,永乐时期,司礼监仍属一般衙门,但部分宦官已开始拥有权力,太监的地位有所提高。

朱棣在率兵南下攻金陵城时,出来率燕军攻击建文朝的军队外,还收买朝中的大臣和皇室成员,并暗中联络和收买宫中的宦官,利用宦官来消息和联络朝中大臣,因而,有些宦官对朱棣在“靖难之役”取得胜利,使他能最后夺位成功是有贡献的。

朱棣登基之后,对宦官比较重视,为了对付建文朝的旧臣,以强化永乐朝的皇权。

朱棣随即一改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规则,给予他所信任的一些宦官有一定的权力;而且,为了对付外朝的文武大臣,朱棣开始提高司礼监的地位,逐渐默许其参与政事。

在永乐一朝,宦官已不再像朱元璋在世时的洪武年间那样被限制干政了,可以说,是朱棣让宫中的宦官开始“翻身”了。

朱棣画像第三,明宣宗时,司礼监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司礼监的领头的太监开始尝试着干政。

仁宗确实比较仁善,他当皇帝的时间很短,但却做了不少好事,在位期间,朱高炽为政开明,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赦免了建文朝时的许多旧臣,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特别是在军事上修整武备,停止了永乐朝的大规模用兵政策,使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为“仁宣之治”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洪熙时期,纠错,停止用兵是其政策的主旋律,仁宗并没有着力于强化皇权方面,因而,在仁宗时期,太监依然像原来一样,并没有能增加权力。

可是,明宣宗朱瞻基与他父亲不一样,他的性格更像朱棣,他有气魄,有雄心,是一位想有大作为的皇帝,他喜欢学他爷爷而不是他父亲的样子。

所以,在宣德年间,朱瞻基为了巩固皇权,开始加强内廷,使司礼监的权力得到较大的提高。

明宣宗朱瞻基亲自掀开了宦官干政“序幕”,他改变了朱元璋时期对待宦官的一项重要限制,朱元璋规定内侍不允许读书识字,可是,到了宣德四年(1429年),朱瞻基却亲自下令,在宫中特设“内书堂”,让内侍有了读书的地方,并令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专门教授小内使读书识字,从而,朱瞻基废除了明太祖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规制。

从此,司礼监下面便长期设有“内书堂”,请朝中的博学大臣,专门负责教授宦官读书。

而从“内书堂”学成出来的年轻宦官,便成了二十四衙门的“人力资源”。

而宦官有了文化,参与政事就变得“大有可为”了。

此后,“内书堂”输送出去的宦官有负责记录御前文字的;有负责掌封进本章的;有负责发行谕批的等等。

宦官常伴随于皇帝身边,而且又有了文化知识,这使宦官干政不但有了机会,而且还有了掌握权力的学识和谋略,这使宦官干政现象很难避免了。

司礼监第四,从英宗开始,宦官开始掌权,内廷中宦官所掌控的司礼监的权力越来越大,朝政大事的制定和实施都绕不过司礼监,司礼监成了可以与内阁抗衡的权力机构。

张氏很明智,他既不但不垂帘听政,而且还严令外戚不许擅政,而且,更重要的,她绝不允许宦官干政。

因而,在张氏在世时,王振比较老实,不敢胡作非为;而且,当时辅佐明英宗的有宣宗时的旧臣“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是贤能大臣,也决不允许宦官干政,因而,此时,王振是没有机会擅权的。

可是,正统八年(1443年)到正统十一年(1446年)的三年时间内,太皇太后张氏和朝中“三杨”重臣都先后去世,而明英宗朱祁镇在正统八年(1443年)亲政,没有太皇太后张氏的管束,又没有“三杨”的辅佐,朱祁镇开始放飞自我,甩开手来处理政事,而他不喜欢大臣们对他的约束,便重用了懂得奉承的宦官王振等,于是,以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便逐渐增加了权力,英宗用他们来制衡文官集团,而王振等利用英宗进行专权干政。

明英宗画像王振没有太皇太后对他的制约,他开始大肆揽权,他首先是请求英宗将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写着“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自己感到扬眉吐气了。

接着,王振利用专权朝政的机会,提拔奉承他、贿赂他的听话官吏。

比如,工部郎中王佑善于阿谀逢迎,有一次遇到王振,王振问他为何没有胡子,王佑竟恬不知耻地回答说是因为“老爷”王振没有胡子,所以,作为“儿子”的他也不敢蓄胡子,王振听了心里非常高兴,知道王佑很顺从听话,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

类似的,徐睎和王文因也善于谄媚拍马,也被王振分别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死心塌跟随他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到各机构去,为他掌控朝中的一些部门。

王振越来越肆无忌惮,在他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之后,他便对违背他意愿的大臣肆意进行处罚和贬黜,比如,正统八年(1443年)的一天,奉天殿遭雷击,被击去一角,英宗下旨求言诏,翰林侍讲刘球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建议,王振知道后,认为刘球是在劝英宗削掉他的权力,于是,王振十分恼火,下令将刘球逮捕入狱。

这使得王振越来越狂妄,朝中各种身份的人,凡是惧怕王振权力的,都大肆奉承他,比如,有些王侯、公主称王振为“翁父”;有些趋炎附势的大臣更是无耻地认王振为“干爹”。

王振(剧照)从“麓川之役”开始,王振便跟随在英宗身边,找机会揽权,当时,因为有王太皇太后和“三杨”的制约而没有能得逞,可是,英宗亲政之后,王振便不受约束了,他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导致了“土木堡之变”的惨剧发生。

据说,“土木堡之变”是因为王振接受瓦剌的贿赂,但他之后,减少对瓦剌太师也先得赏赐,这才引起瓦剌军率兵的。

恶有恶报,王振极力劝英宗亲征,以达到他展示自己权力、并进一步争功擅权的目的,可是,最后却导致英宗被俘,而王振也被明军中愤怒的将领杀死了,这是罪有应得。

“土木堡之变”后,朝中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英宗被虏,景泰帝朱祁钰即位,而后,英宗被接回京城,当了太上皇,再后来,朱祁镇又搞,夺回了皇权。

显而易见,正是在正统、天顺年间,明英宗朱祁镇掌皇权的时期,宦官的权力得到大肆膨胀,太监才开始明目张胆地擅权。

而有了英宗朱祁镇对宦官的提拔、信任、纵容,甚至尊重,才使明王朝太监干政形成了一种定势。

英宗之后,宪宗朱见深、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等明朝皇帝,都有懒政、怠政现象,他们利用宦官代行皇权,以抑制朝臣,而宦官代行皇权理政便成了明朝的一个重要特点。

于是,明朝中叶之后,便屡屡出现专权擅政的宦官。

比如,宪宗成化时期,有了建立和执掌“西厂”的汪直;武宗正德年间,出现了气焰嚣张、指派部下掌控东、西厂并新建内行厂的刘瑾;万历年间,出现了与张居正联手、擅权揽政的冯保;明熹宗时期,有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等等。

司礼监宦官利用代行皇帝“批红”的特殊权力,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干预明王朝的决策,这不仅在上,而且在明朝军事、经济、和律法等方面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第五,司礼监从正统年间开始,便形成较完整的组织结构,而掌印、秉笔太监因其特殊的职权,分别成了内廷中权力最大的第一、第二号人物,成了内廷中的“元辅”和“次辅”。

明朝的宦官机构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俗称“二十四衙门”,这形成了内廷的主要机构。

毫无疑问,司礼监是“二十四衙门”中权柄最重的一个行政机构,内廷的司礼监与外朝的内阁成了明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核心行力机构。

提督太监为内廷统领,掌督理皇城内一切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各役,在司礼监内居住,有长期值班的性质;掌印、秉笔和随堂太监主要负责协助皇帝并与外廷沟通。

秉笔太监由于掌管批红、传宣谕旨和提督东厂,权力很大;而掌印太监由于负责核审和最后的盖章,成了内廷中权力最高的人,因为没有盖章,行政文件便发不出去,掌印太监成了政策推行的最重要的“掌门人”。

此外,随堂太监负责大臣奏章的收藏和整理等。

”(《万历野获编》卷六)简而言之,掌印太监犹如“元辅”,与内阁首辅权力相当;而秉笔太监掌东厂,犹如“次辅”,而随堂太监等相当于“众辅”,内廷与外庭形成的制衡的局势,而宦官权力能左右朝局。

在明宣德时期,太监开始揽权,而正统以后,司礼监逐渐成了内廷的核心机构,其实权已经能与外廷的内阁不相上下,俨然是另一“内阁”,后来,司礼监的权力甚至还能制约内阁。

所以,后来很多学者都认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与内阁首辅的柄机相当,掌印太监成了“内相”。

到明武宗时候,司礼监的太监,主要是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和随堂太监中的管文案的,因“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参看(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卷 33),具有了独特的权力。

司礼监所掌控的机构东厂等,其特殊权力非同寻常,是皇帝控制朝中众臣的重要机构,同时,也是太监干政的特殊工具。

这“厂公”一般由一位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可是,东厂名义上是隶属于司礼监,但“厂公”却不归司礼监的首领管理,而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直接向皇帝报告,所以,“厂公”的地位极高。

东厂的权力犹如外廷的都察院,所奏的皆是“机密事”,所以明史说“东厂权如总宪”。

就像上面所说的,这是一个教授宦官读书识字的教育培训机构,宣宗帝违背了朱元璋的政策而设立了这一教育机构,让一些聪明的小宦官能有机会读书认字,此后,大学士 、翰林 、各部尚书等都成了内书堂的教师。

其实,“内书堂”就是宦官的人才培养中心,从其中走出的人才到了各机构去任职,而常常有司礼监的太监头领来暗中掌控,这对朝局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礼仪房是很有特殊趣味的内廷机构,它为皇帝的后妃们所生的皇子和公主们最好的奶妈,负责照顾皇公主们,比如,在孩子们满月后替他们理发;在孩子们满百天后为他们乳名等,礼仪房的奶妈们负责照顾皇子、公主,一直到他们进入青春期才算结束。

礼仪房的太监常年服务于内宫,是接触后宫皇后嫔妃和皇子、公主最频繁的一群人,他们常常是后宫消息的灵通人。

因而,也是有一定的权力的。

明代中后期大多数皇帝不喜欢按部就班地上朝治国理政,而是喜欢深居宫内,按自己的爱好来玩乐,而内阁所拥戴的集权制对于这些有奇怪兴趣的帝王们来说,是一种严厉的限制,是很难容忍的,于是,皇帝们借助于宦官的力量,着力争取他们的“自由”。

在明代,监(司礼监)阁(内阁)在权力的牵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有利于让明朝的管理机制保持正常运转,但宦官祸政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毕竟,宦官代行“批红”“掌印”,掌控特务机构,控制部分京都兵权,以及干预“三法司”,并利用自己的权力党同伐异、贪财敛财,使明朝的政局在后期很多时候成了宦官的朝政,可见,司礼监是明王朝中后期皇权主义发展孕育而成的一个“怪胎”,对明朝的危害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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