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企图以武力来与越国分享吴地的楚国,勾践也割五百里之地(在今淮

简介: 即使是企图以武力来与越国分享吴地的楚国,勾践也割五百里之地(在今淮河沿岸)以满足楚由于勾践采取了抑强扶弱、以诚心对待各诸侯国的措施,中原各国互相之间出现睦邻的局

消灭吴国,雪耻取得胜利,对越王勾践乃至越国臣民来说,当然是值得庆贺的,“越王平吴后,立贺台于越”(《越春秋校注》佚文“越王平吴后,立贺台于越”,这是越都城建“贺台”的原因。

就在越国灭吴的前一年,即周元王二年(前474),越国一面重兵围困吴都,一面派使者北上,到鲁国、齐国开展外交活动。

”事实上,从勾践灭吴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看,他北上争霸的基本指导思想,不是拼军事,而是拼外交与内政。

这是因为他已经从吴越战争,乃至中原的诸侯之战中看到战争的结局,这便是《越绝书》开头所说的“中国侵伐,因斯衰止”。

因此他要换一种方法,即通过“诚在于内,威发于外”的内政、外交政策来树立,取得霸主地位。

所以当灭吴之役一结束,勾践便乘胜率兵渡过江、淮,与齐、晋等诸侯国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南),起到稳定北方形势的作用。

而对于曾经杀害齐简公,对齐平公也很不尊重,还大有篡君夺国之势的齐田恒,越王勾践也曾“兴师”问罪。

周元王对勾践与诸侯共辅周室的种种努力,当然心领神会,便派人赐给勾践祭祀时用过的肉,命他为诸侯之长;也就是《史记》所谓的“赐勾践胙,命为伯”。

在争霸中原的方略中,勾践特别注意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

勾践为了抚慰各国,在诸侯国中建立,便主动把吴国原来侵占的楚、宋、鲁等国的部分土地,归还原主。

即使是企图以武力来与越国分享吴地的楚国,勾践也割五百里之地(在今淮河沿岸)以满足楚由于勾践采取了抑强扶弱、以诚心对待各诸侯国的措施,中原各国互相之间出现睦邻的局面。

在内政上,勾践对于被覆灭的吴国人民,采取宽大政策。

他没有像当年夫差伐越时那样,毁陵墓、掠财宝、“隳会稽”,最终激怒越人而成为昊国的埋葬者。

这种“顺于民心”的做法,使“吴人服”而无反抗者,对越国继续北上争霸来说,就有了一个巩固的后方。

而对于跟随勾践辗转南北、驰骋疆场的子弟、功臣,也不忘予以封赏。

不过勾践对于文种的不当处置,自然也给后人留下了话柄。

越王勾践推行的一系列外交、内政措施,果然十分奏效,在灭吴后的短短几年里,越国的威望大为提高。

郑、陈、蔡等国国君也都来朝贺于越,同时来朝贺的还包括滕、薛、莒等小国在内的“泗上十二诸侯”。

即使像齐、晋、楚那样的大国,由于国内局势不稳,或以战争创伤、元气尚未恢复等原因,也都得让越三分,照理越王勾践完全可以“南面而霸天下”了。

尽管会稽都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战略基地,是一片充满故事的热土,但毕竟与中原相去甚远,于长期争霸中原也极为不利而琅琊是丘陵地带,东面靠海,地理形势与会稽都城相仿。

更重要的是在琅琊以西的今山东境内,当时除齐、鲁等国外,还有莒、郯、滕、薛、缯、邾等诸侯小国,这些都在越王勾践长期争霸中原的视野之内。

绍兴城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国古代于越部族的主要活动中心。

这支号称百越之首的于越民族,其源流虽然目前尚不清楚,但自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相继发现余姚河姆渡、萧山跨湖桥和嵊州小黄山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后,学术界就很自然地把这些文化遗址与古代于越民族联系起来,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些遗址的原始居民,很可能就是于越部族的祖先。

这些在宁绍平原发现的古文化遗址,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和历史遗存。

地处宁绍平原东部的河姆渡出土的史前人工栽培稻谷遗存,各种榫卯形式的木构件和“干栏”式建筑,由炊器、盛贮器、食器、水器或酒器等容器组成的陶器群,以及能反映纺织、髹漆、刳木和凿井技术的其他文物,其年代距今已有7000年继河姆渡之后发现的宁绍平原西部的跨湖桥遗址,除出土大量陶器和石器,以及少量木器、骨(角)器、木构件、彩绘陶片与古动物、古植物遗存外,还有人工栽培水稻及独木舟等珍贵文物。

与河姆渡、跨湖桥遗址不同,小黄山遗址位于宁绍平原南部的会稽山丘陵地带,其年代较之前者更为古老,距今100008000年。

出土文物有大量的夹砂红衣陶和用于加工食物的石磨盘、磨石以及储藏坑,首次发现的立柱建筑遗址,被认为开创了中国用石杵立柱的先河。

小黄山与跨湖桥、河姆渡遗址,具有某种相同的文化因素,虽然三者关系的结论尚早,但已经为深入探讨了重要线索。

特别是作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遗址,不但在年代上已经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序系,而且以大量稻谷等实物证明,这一时期的聚落先民们,初步完成了由采食经济向产食经济的过渡。

从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到小黄山遗址的考古发掘,相隔不过30年,但每次发现,对中国考古学界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震动。

河姆渡遗址被称为“中国史前考古学上的一件重大”,轰动了当时的国内外史学界跨湖桥遗址的考古报告一出,很快就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紧随其后的小黄山遗址,以较为独特的文化内涵,进入“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行列。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重大考古遗址的地理位置,恰恰都处在春秋越国和宋元以来的绍兴府境内,而且就在绍兴城周围。

即使是濒临湾(古时称后海)的绍兴城北17公里处,也有马鞍古文化遗址被发现,其年代虽晚于河姆渡文化,但距今也有5000多年。

而这种开发,为后来于越部族以此为中心建立越国、建都绍兴、与建都苏州的吴国相抗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也为越国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于越部族和由勾践领导的越国,之所以能干出如此惊世之举,无疑是当地传统越文化不断创新、累积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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